退坑了

这是精校本，精校本，精校本。有一些感想，有一些是建议，还有一些分享。每个人看书方式不同，不强求认同。
黄宝生先生在写前言的时候说他的科普可看可不看，但我建议卷一的前言必看，会告诉你精校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看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精校准确说不能叫“版”，非常简朴，叙事也不流畅，过渡僵硬，自相矛盾，内容重复，异文被一一列出，这些是有一定原因的。文本是经过学者们筛选出来的，背后有相对应的论文。主要是为了研究，其实文学性并不强。

BORI在制作精校时保留了说教性使普通读者也可以阅览。但若是对古印度文化一无所知，再去贸然接触史诗，很可能就被其中荒谬的陈规旧俗影响到阅读体验，对古印度文化和史诗产生误解。更不提有些人通过游戏来了解史诗，这两者是绝对不可相提并论的，游戏参考的不是精校，请注意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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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来是歌颂胜利的一首诗，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后人根据当时的需要不断往里面添加新的内容，不是一个时期一个人写出来的，希望在看的过程中能够意识到不同时期在这部史诗上留下的痕迹。金克木先生在另一本书的前言里评价过《摩诃婆罗多》，是我目前看了诸多评论中比较客观全面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干货。由于原文实在太长，只能节选。

照现在流传的大史诗看来，它不可能是一个时期一个作者的作品。大概是在很古的年代里有一首口头流传的歌唱一次大战的史诗，后来许多古代传说都被包容进去了。再后来，许多人利用这首诗来保存并宣传文化知识和当时所需要的理论、观点，因此又不断增加新的成分。由于时代久远，社会基础和人与人的关系有了根本改变，许多原来不成问题的事成了不可理解的和不能容忍的，于是又有人以新时代的观点来说明传统的已经神圣化了不可更改的故事。

照这样看，这部大史诗的年代应该随其中的成分而定。书里有很古的社会现象，例如兄弟五人共一妻，男的入赘生下儿子又走，氏族血统照母系算等等。这说明原来的史诗核心记录了上古母系氏族社会还未完全消亡时的一个历史传说。这本是一首战争史诗。现在的每篇诗的开头都有一节同样的诗说，敬礼天神以后就高唱“胜利”，因此有些人以为这史诗本来的名称是“凯歌”（胜利）。到发展成为一首巨型长诗时，诗题大概是《婆罗多》（婆罗多族之歌），再扩大才变成《摩诃婆罗多》（伟大的婆罗多族之歌）。

除了显然可以证明是后来增加的成分以外，照全诗所表现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看，还是在氏族转变为奴隶制国家的过程之中。诗中所谓“国王”实际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部落酋长和开始掌握权力的王族奴隶主。虽然诗中说般度族和俱卢族同属婆罗多族，但双方的情形是很不一样的。看来所描写的不仅是许多部落之间的一场大战，而且是时代矛盾的一次尖锐冲突。双方对于男女的社会地位，对于血统和社会关系，对于“王位”的继承权利，对于战争中应守的规则，都有不一致的了解，甚至相反的看法。

经济上还没有城市和乡村的明显对立，没有商业的交换，只有聚集居住的“城市”和分散居住的“森林”。财产主要是牲畜，土地和农业的重要性还不十分显著。军事上虽有发展，但武器仍然是杵和弓箭为主，武士作战要乘笨重的战车。政治制度和阶级关系还不鲜明。持国王的儿子难敌也被称作“国王”，而老国王对儿子并无权力，族中最年长的毗湿摩也不能支配青年，反要服从他。一般居民是自由人。同时，奴隶已经出现。社会上分化出来的武士和祭司分掌军事和文化，已经形成了自由人中的特殊等级。不过“婆罗门”还可以作战，车夫的儿子也能成为武士，分别不像后来那样僵化。

不能确切证明主要生产劳动是由奴隶进行，但可以判断，当时的印度广大地区中有各种各样的氏族部落和国家，其中有野蛮的氏族被称为“罗刹”、“药叉”、“犍达缚”等等，也有较高级的部落，还有初步形成阶级统治、脱离氏族约束、鄙视女性、掌握奴隶的地区如象城，其代表人就是被斥为贪心极大的难敌。以上这些是大史诗的骨干故事所表现的情况。适应这些复杂情况的道德标准也互不相同。因此，氏族、部落、国家的冲突包含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这种矛盾在一次毁灭性的大战中得以解决。

时代继续发展，在宗教支配下的社会道德标准也在改变。《摩诃婆罗多》大史诗不能不在形成以后受到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修正扩充。印度教分为一些教派，最流行的有两派。一是崇拜毁灭之神大自在天（湿婆）的一派，另一派是崇拜遍入天（毗湿奴）的。这两派并不是直接互相敌对矛盾的，而是各有社会基础，代表着不同倾向而相互补充的。古代印度长期存在着原始的农村公社作为国家的基层组织。王国分立的时代比较久长，统一的大帝国很少能巩固下来。因此反映人间情况的天上的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宗教里没有统一的控制一切的上帝，而只有各种不同的神。但统一的要求是有的。崇拜大神遍入天的一派创造了大神下凡的理论，后来集中表现在《薄伽梵往事书》里。这种理论把《罗摩衍那》中的英雄罗摩和《摩诃婆罗多》中的英雄黑天都看做遍入天的化身，利用普遍流传的史诗作为宣传工具。这样，大史诗本是教导王族、战士、国家统治者的世俗的书，加上了婆罗门祭司所需要保存的文化内容，又加入了遍入天一派的宗教和哲学的理论，于是诗中的主角之一黑天，便由酋长、军师、战士升格为说教者和大神的化身，而《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一样，成为宗教的圣典了。这一变化的完成可能已在公元开始前后不久。

（金克木先生后面用了很大篇幅去讲吠陀时期的神和印度教时期的神的地位变化，对仙人做了很多介绍，我就略过了。不过提到“沙门”的教义（戒杀）出现在史诗中。）

当时的人还不能很快认识并使行动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略）因此巫术和技术时常相混。到社会上出现一些通晓和执行这类巫术的人时，这些事就神秘化起来，这些人就成为当时有文化的人。他们和掌握了战争技术的有“武化”的人，在生产力提高、有可能靠剥削别人劳动来生活的时候，就在氏族和公社中夺取权力。社会分工转化成了阶级分化。

这些有文化的人宣传祭祀和苦行的控制自然的力量，宣传所念的经咒的力量，一直到处宣传他们所特有的语言的力量，说这是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支配力量，借此增加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重视氏族血统的思想，把这些特殊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跟血统结合起来，叫做“种姓”，极力加以巩固。

最初“种姓”只大致分为四个。……这是最初阶级分化时的情况，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文化、武力和生产，彼此分裂而社会上出现等级、阶级时的情景。后来，农村公社的组织形式在印度虽然长期存在，可是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种姓”制度表面上维持原来划分的形式，实际内容却日益复杂，常有变化。在西方殖民主义侵入印度以后，公社完全瓦解，连形式也不再存在了。整个社会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种姓”的残余还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当然，这早已不是史诗中描写的那样的“种姓”了，可是人们的意识上还认为是传统的东西原封未动。

这部大史诗尽管来源出自民间，而且包括了很多民间传说，但是它却掌握在婆罗门、刹帝利的手里，经过他们（主要是婆罗门）的加工，以描写和传播他们所关心、所需要的东西为主要内容，染上了他们的片面的色彩。

原书里包含的宿命论的观点，有许多显然不是故事本身必然具有的，而是编纂者或加工者的思想。原书中还有些透露人民要和命运对抗并战胜命运的思想。不过“报应”的理论需要略加说明。这是宿命论的一个发展。本来命运是神秘不可捉摸的，可是后来发展出一种理论（主要是佛教的），说命运并没有主宰者，只是一种必然规律。做什么事就有什么结果，有了行为（叫做“业”）不能不负责任，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有些事明明不见同类的报应，怎样解释呢？于是联系起“轮回”的理论，认为死后再生，还要受报，所谓“若有未报，时辰未到”。这样想法，一方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对命运的消极顺从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使人屈服于当时的环境，仍然把它当做过去行为的“报应”，无法改变。所以归根究底，这种理论是教人不要反抗而遵守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理论。大史诗的故事中不少是并不符合这种理论的，但是编纂加工的人却做了很多这样的解说。

大史诗里广泛宣传了“正法”的思想。这个词佛教也用，从前只译成“法”，或译音作“达摩”。现在印度往往把这个词当做宗教的同义语。大史诗中的“正法”思想却是另外一回事。它所指的是当时社会制度所规定的每一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职责，首先是本“种姓”的职责。这是企图使社会制度永久巩固的统治阶级的理论。大史诗的故事里有一些表现社会制度变革时期新旧“正法”矛盾冲突的情况，有一些是个人要求和社会规定相矛盾冲突的情况，也有一些是符合原来的“正法”而被后来另一社会制度下的人认为不合后来的“正法”的情况。大史诗的编纂者、加工者都用“正法”理论加以解释，并宣传自己的“正法”观点。改写的人又用自己的的观点使古代的“正法”理论符合于他所认为合理的现代的要求。我们知道，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随时代、阶级而不同的。“正法”的理论是抽象的、空洞的；问题在于具体的内容和实质。

（史诗中“正法”的内容其实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后人用新的“正法”去重新审视这些古事，并对不符合新观念的事物进行了解释，但解释方式又受限于他们的传统思维加工，例如宗教、神话、轮回、种姓等一些观念。）

“摩诃婆罗多”的时代离我们太远了。它本是许多来源不同、性质不同的故事结集，后来经过更发展了的社会中的文人的编纂加工。……我们要记住这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才能正确欣赏它，而又不为其中的矛盾所迷惑，更不致陷入其中所宣传的思想而不自觉。